选择与发展_宇宙重构
大自然存在着分歧学而不多是一件危险的事足够的时间与足够的事实走向世界大同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中国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个中国人与四个外国人交朋友
诺贝尔文学奖，曾授予了两位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即《西方哲学史》（英国学者罗素）和《创造进化论》（法国学者亨利·柏格森）。
罗素认为，我们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每一瞬间都是一种创造；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因而必须有所选择；方向确定之日，也就是知性产生之时。
亨利·柏格森认为，大自然保存着在成长中发生分歧的种种倾向，并利用这些倾向创造出纷繁复杂的各自进化的不同物种系列；从低等有机体到高等有机体，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可歌可泣的努力；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主要错误，就是把植物生命、本能生命、理性生命视为同一倾向相继发展的三个阶段，这种看法削弱了大部分自然哲学的力量，实际上这三种生命是一种活动在发展中分裂成的三种不同方向；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是什么，但必须附加一句，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我们不断地在创造自己。
美国著名作家、活动家诺曼·卡普斯在《人的选择》一书中认为，人类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创造和行使新的选择的能力，一个社会的好坏可以根据其提供给人民的选择的数量和范围来衡量；实际上，占世界人口 6％的美国人，拥有世界 80％的财富，我们有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只是缺少一件最重要的东西——思考的时间和思维的习惯；无论是个 人，还是民族，衡量其伟大程度的不仅仅是我们曾经去过何处，而是我们要走向何方。
显然，正是人类的选择在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方向，而选择则有赖于信息和知识。有趣的是，亚历山大教皇认识到学而不多是一件危险的事，赫胥黎也说又有谁能够学识渊博足以避免危险呢？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诺曼·卡普斯才感慨道：我们总是倾向于贬低知识，我们用“书生”、“书呆子”之类的话来攻击任何对高深学问的爱好和尊重，我们差一点把富于思考作为人格的缺陷（或者说把有思想的人作为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
对于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约翰·肯尼迪既乐观又矛盾，他说：我相信一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事实，可以相信人们一定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处于领导地位的困难之一是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和从来没有足够的事实。约翰·肯尼迪的直率，提醒了人们不要盲目地信任“处于领导地位”者做出的选择，他们与普通人一样也常常缺少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事实。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任何选择都建立在对未来的某种预测的基础之上，而预测是不能够严格地进行的，因此选择也不会总是正确的，既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也有一失足成千古爱，还有事与愿违、追求天鹅却得到癫蛤蟆，当然也有马到成功、心想事成、得到的正是所追求的。
如果说人类的社会处于不断的选择过程之中，那么当前的世界就是一个庞大的选择实验场，每个人都在进行选择，每个民族都在进行选择，每个国家都在进行选择；法国将走向何处，美国将走向何处，俄罗斯将走向何处，中国将走向何处，欧洲将走向何处，中东将走向何处，人类将走向何处？尽管人们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愿望，而愿望正在引导他们的行动。
我们认为当前人类的共同愿望是走向大同世界，或者说走向大同世界的愿望第一次超越了走向分裂相残相争的愿望。其主要迹象是，在西方文明经过几个世纪的碰撞后进入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新阶段，东西方两大阵营经过几代人的对峙后瓦解了，长期纷争的欧洲各国正在理性的基础上构造统一的管理模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中国完成了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融合过程后再一次敞开了博大的胸怀，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克服了走向世界大同的时空障碍和信息交流障碍，文化教育的普及唤醒了人类的理性并使独夫民贼逐步丧失了活动空间。因此，如果天公作美（即不发生全球性灾难，从而避免人们为了各自的生存而相互残杀），那么走向世界大同的希望便有可能实现。
但是，人类还需解决两大问题才能走进大同世界。第一个问题是，人类必须克服狭隘的集团利益倾向，为此要克服历史上的恩怨情绪、民族间的恩怨情绪，显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人类必须克服对于物质利益的无限欲望，而将更多的乐趣转移到精神生活方面。事实上，解决上述问题的实质是升华人性，创造或培育出新人类，大同世界的大门只对新人类开放。
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长期存在，已经预示着大同世界的来临。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笔者是中国人，也不是盲目地赞成 汤因比的中国观（他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但是世界在政治上精神上的统一，是无法由西欧人来为人类完成的，对这项历史的使命最充分准备的是中华民族），而是因为中国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事实，说明众多的人可以结合成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已扩展到全人类的五分之一，并且在继续扩展。目前西方人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其根本原因不是智力上的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哲学上的，即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或者说中国人文化中含有不以物质利益为生存目的的本性（这正是走向新人类的基础之一）。
事实上，中国古代先哲早就在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国的政治家更喜欢谈论“天下”，而不大计较国家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样一种民族，他在几千年前就克服了种族的偏见，将众多的种族融汇成一个有着共同文化与文明的民族；对比之下，印度的种姓制度长期存在并影响及今天，以色列入与阿拉伯人的民族恩怨至今未能化解，西方人刚刚开始摆脱种族歧视的恶习（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尚未结束，美国的黑人仍受到不公正待遇，德国的排外情绪时常激昂起来），日本人则还没有学失反省自己和宽爱他人。看来中国的诗人能够写出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人相信人皆可成舜尧，天下人皆可成为兄弟，只要相知便能相爱，而不论你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宗教。
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是多元的、零散的，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在这种融合过程中，原始宗教的地位也随之淡化。因此，从普遍情况来看，唯有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所谓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国只是一种知识体系导致的社会团体；对于民间信仰最多的佛教来说，它的功能只是一种社会救济方式或超然的治外法权（例如《水浒》中鲁智深到五台山出家）。
由于中国没有宗教，也就不曾发生过像样的宗教战争，许多农民起义所打出的教派旗号，实际上是党派旗号或组织方式，并不含有大多的宗教意义；或者说，宗教在中国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行为规范，而不是深入人心的信仰；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殉节者而不是殉教者。因此中国也就不需要教皇，也没有教会统治，也不存在政教合一，也不会为了宗教信仰而去作战。对比之下，目前世界上许多流血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说穿了实际上是宗教战争或没有宗教旗帜的宗教战争。
鉴于以上因素，可以相信，中国人在未来的世界大同梦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积极的角色，其作用是其他民族或国家难以承担的，甚至是不可能承担的。但是，中国若想承担这项历史使命，必须克服几个严重的障碍，或解决几个艰巨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长期存在和统一，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惯性，如果不能够克服这种惯性，便不能够培育出个性完善的社会成员，也不能够充分发挥地区或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中国必须建立省与省的关系法和省与中央的关系法，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法，无疑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相对来说，不缺乏研究印度的学者、研究日本的学者、研 究美国的学者、研究欧洲的学者：但是，很少听说谁是研究河北省的权威，谁是研究江苏省的权威。事实上，对于各省的研究，通常是由各地的学者自己进行的，而缺少横向的交叉的研究，他们构成了一种封闭的体系，而不是开放的体系。为此，有必要建立起开放的学术研究体系，进行诸如四川省学、甘肃省学的研究。同样，对于中央各部来说，彼此也缺少横向的交叉的研究；或者说缺少一个协调部，来研究或协调各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各省之间的关系、各部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由中央政府来协调的，有时候则是由中央领导人来协调的；显然这是中央集权管理模式的一种延续，而没有进入法制化和学术化的领域。
第二，中国要在科学技术上赶上西方或并驾齐驱，同时要把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将西方文化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对比之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两个目标比较容易实现。但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结合，涉及到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同样，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也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有意味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采取猎奇的态度，只有少数人开始感觉到东方文明的博大精深，他们意识到西方文明中的问题需要到东方去寻找答案，而不再沾沾自喜于近几百年来的某种突飞猛进。
同样有意味的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认真研究的态度。如果说戈壁大漠曾经阻挡了古代中国学者到达希腊和罗马，那么当障碍消除之后，无数的中国人和中国学者便纷纷去往西方，他们细心地将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进行对比；当他们从巨大文明差异造成的震荡中清醒之后，便会找到如何将西方文明吸收到中华文明之中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有最充分准备的确实是中华民族。
第三，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放眼天下，任何改革开放措施，不仅要着眼于中国人的利益，也要着眼于印度人、巴西人、欧洲人、非洲人或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利益，或者说要将自己的利益溶入到世界上全人类的利益之中。无疑，这也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课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谈何容易。
不过，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人类开始迈入共同利益的经济格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才济济的大国来说，一旦将自己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那么中国就会随时感受世界各地的发展变化，而世界各地也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影响。事实上，对于 12 亿人口的中国人来说，平均每个人只需与四个外国人交朋友，那么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再是一句泛泛的空谈（这需要提高全民族每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活动能力，这样别人才会愿意与你交朋友或者能够与你交朋友，而且是君子之交，而不是单纯的利益之交或酒肉之交）。
笔者在《神奇的八卦文化与游戏》中曾提出社会太极图的构思，所谓社会太极图，是指社会结构中的各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或相互约束、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事实上，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呈现出社会太极图的结构方式，否则社会各部分之间必然陷入僵死或残酷相争的境况。